也是一方人
余志权
今年有点不顺。
正月初四下午，我抱外孙小丁仃回家。在城区青阳阁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突然被急驰的一辆小汽车后轮压了左脚，把内踝骨撞折了。庆幸的是，小汽车前轮没撞上我。小丁仃安然无恙，也没受到惊吓，还是一脸稚气可爱。
这是老天的眷顾。命运的奇迹。
丁仃是个福大的孩子。
车主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他将车停住，下来给我道歉，要送我去医院检查。车主应是个善良之人。当时，我抱着小丁仃还能走，只是左脚疼，但能忍得住。我以为只是软组织损伤，对青年人说，脚软组织肯定伤了，骨头可能没问题，医院就不去了。
农村长大的人，一般疼痛是不把它当回事的。我以为脚疼几天就会好的。这时，市文广新局的老友夏斌开车路过，见我脚被车压伤，一走一跛，很正义地找年青人要了200元钱，让我去买药。其实，夏斌开口是300元。年青人只肯出200元。我说算了。青年人就走了。他可能没想到，会碰到我这个把事不当回事的人，这么好说话。年青人说不定还为掏了200元钱，半天缓不过神来。
我把小丁仃送回家打车回来后，脚肿疼得就不能开步了。第二天，段碧如小兄弟把我送到小老乡易丰所在的医院做检查，才确诊骨折。
我只好遵医嘱住院。打石膏。吊水。人只有住到医院，才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助与脆弱。面对病痛，即使有准备，人还是显得那么突然和不情愿。医院是一个人不得不去的地方，谁都免不了，只是每个人的次数不一样。有的人进去又出来了，有的人进去了就没有再出来。死亡应是人最不值得急的一件事。
友人来医院探视我，问起事情的经过，都建议找肇事的车主要点补偿。我不以为然，我可以公费医疗。我最想要的是脚不再疼，尽快将双拐弃之。可这谁都不能帮忙。一百天的康复过程，怎么也省不掉。车主来了，他也爱莫能助，也就是补点钱。
钱不能替我伤疼，不能免除我生活的诸多不便。其实，人真正的所需是非常简单的。人成为社会人以后才复杂起来，人的努力大多是为了迎合他人的要求。钱有多大的作用，就有多大的局限。它也有无用的时候和无用的地方。再说，要别人掏钱是一件麻烦的事。
我怕麻烦。这大概是农村长大人的德性。我离开农村30多年了，骨子里的意识怎么也“城市”不了。老婆常说我是一个整农民。其实，这句话对我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我一个堂伯父余以茂死于1986年，年龄只有60多岁。死之前，他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路过随便问了句。
“老大，又不是过年，怎么收拾得这么干净？”
“明天好放爆竹”。
父亲也许当时有事没在意，只说了句“又不是过节放什么爆竹”，就匆匆走了。第二天听伯父死了，父亲才明白伯父说“好放爆竹”的意思。父亲懊悔当时没有留步和伯父攀谈几句。
伯父露出了心结的门，却无人走近为他打开。
伯父是父亲装殓的，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平时干活的旧衣就下葬了。死前他在一张纸上，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要谁给他装殓，葬事怎么打，请哪些人抬葬，葬在哪里，都写得明明白白。一个人没有视死如归的心态，不可能死得如此淡定与决绝。他一定认为自己是活够了的，再活下去，肯定是后人的麻烦。我们不知道伯父为自己一死，心里准备了多久。
父亲说，伯父是一辈子不麻烦别人的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女。他把地都扫干净了才走，怕麻烦别人。
伯父原来在我们屋场十几户人家中，是数第一的家庭，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我的印象中，他大儿子志钰哥结婚后，好像是和嫂子吵了几句。伯父就把志钰哥叫到大堂屋，要他跪下认错。志钰哥当时是生产队长，可不得不从。后来，志钰哥死于羊耳山矿难。伯父硬要二儿子志钧哥与嫂子圆房。志钧哥当时是我们当地唯一的高中生，在小学校代课。伯父不愿看到儿媳妇改嫁，一个大家庭拆散。
1979年，志钧哥死于又一次矿难。白发人再次送黑发人。伯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再也听不到他说话的大声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过老年失子的岁月的。十五、六年，伯父始终没走出悲痛与孤寂的大泽。他以为是自己挡了后人，只有以死来顺畅后人的路。伯父没想到，他的大家庭就此彻底坍塌了。
我过年过节每次回老家，总要经过伯父居住过的屋场，总是忘不了他那一个大家庭的忽兴忽衰。
我记得少时，生产队死了一头耕牛。伯父请来了做法事的道师，在自家门前的禾场上，为耕牛安魂，举办了一场葬礼。我看了整整一天热闹。
这事影响了我一生。我放了五、六年的牛，从没有狠打过牛一鞭子，至今对牲口都怀有一份亲近。人畜一般啊。只是现在我回到老家，很难见到一头牛了。耕牛已成了农村的记忆。
一个对畜牲都仁厚的伯父，没得到善终。命运的冷酷，如此地不依情理。
我少时的伙伴，一个叫戴上楚，一个叫戴承元。他俩都是最怕麻烦别人的人。上楚在我们那一块是聪明出名的。农村的事没有他干不好的。可他有癫痫病。他想为自己求得一门婚事。他利用出集体工之余，几个冬去春来，一个人硬是在后山脚下的红岩巴上辟出了一块宅基地。其工具与古代“愚公移山”时工具没有两样，就是锄头和撮箕。几年后，他建起了一栋二间一偏土砌瓦盖的新房子。我去看了他的新房屋。羡慕之余，我佩服他的毅力与志气。
三年前，我牵头和两个老弟为父母在老家造了一栋新房。这不能不说是受30年前上楚造新屋的启发。人长大后的举动，都与少时联系着。人可以走出故乡，走出地球，却永远也走不出少时的经历和影响。
最终，上楚没有招来一门亲事。他刚到中年就因病去逝了。我为上楚遗憾。一个聪明男人竟没婚配。今年春节，我路过上楚建的房子。人去屋空，杂草丛生。我知道，这栋房子凝聚了一个男人青年时代的全部努力与希望，却没有感动一个女人进门。哲人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平凡人往往却是一份耕耘一份歉收。
承元比上楚死得更早。记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回老家看到罐头丘旁的一块田荒芜了，没人耕种。这才知道是承元的责任田。老人们告诉我，承元是服农药自尽的。
承元幼年时应该是幸运的，他是家里的幺儿，父母养得娇。我们一起读过小学，只是他高我的年级。他玩痞，左手背上还刺了一个“元”字，张扬自己。周围有什么恶作剧的事，似乎都与他有关。
一天下雨，我们放学一路回家。在山岭的路上，他用小木棍戏弄一个叫李子群的女同学。他要给她当男人。李子群哭了。他乐了，一直到分岔的路口。当时一阵老北风，把我和承元的斗笠都刮飞了。手里仅剩一个头戴的篾头套。
李子群刚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就病死了。承元是青年时代没活完也死了。我常想，这俩个年青人冥冥之中，是不是有天命的暗示，承元的死是不是对李子群一个年轻女子的追随。
承元小学没读完就出集体工了。那时，每年冬季，生产队都要把堰塘水弄干了挑堰泥，为农田积肥。一次，公社下来蹲点的一姓曲的工作队干部，站在堰堤上指手画脚地说大家挑慢了。大家沉默不语。只有承元说了一句大家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这么冰冷，你把鞋脱了挑几担看看！”
当时的年代，是饥寒经常、万马齐喑的“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他为大家出了一口气。
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承元竟不适应。他习惯了出集体工，不习惯一个人干农活。他不会安排自己，而又不愿麻烦别人。也许是小时恶作剧的名声，也没有一个女人走近他。一个人的日子像发了霉，年轻的力气也无用处。死前，他到闸口街上买农药时，还买了肉包子。他不想成为一个饿鬼。
承元没有中年。我常想，他要是有个女人来做帮手，他不会走那么早。男人的孤寂与早逝，应该是女人的疏忽。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们都不伟大，可我们都重要，谁也忘不掉谁。一方山水因我们而存在。
2011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