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友座谈会上的发言

                                              余志权

我不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只读喜欢看的书，阅读范围很窄。我的发言，只能谈两点感受。

一、关于诗意地栖居。诗意的栖居，作为我们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距我们现在还很遥远；作为我们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又距我们很近。诗意地栖居，作为个人一辈子很难做到，一年可以做到；一年如果做不到，一个月可以做到；一个月如果做不到，一天可以做到；一天如果也做不到，一个小时完全可以做到。诗意地栖居，是个人内心对生活的一种感受与态度，与写不写诗关系不大，甚至与读不读书关系都没有必然。市场现在是我们社会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这又往往给人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市场来配置了。市场的错用、滥用已使我们的道德逼退到了边缘。我们已不习惯从人的立场和位置来说话办事，人文的思考能力在渐渐丧失。我们不管去哪里办事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其原因就是你交道的不是科员就是科长，不是科长就是局帘卷西风长，或者是经理老总，很难碰到一个人。因此，我们社会诗意地栖居，现在只能做为一种理想而存在。

二、我们这个城市诗意是欠缺的。它已失去了城市记忆，大街小巷上个世纪八十年的建筑都已找不到。能给人有历史厚重感的，七中还有一栋上个世纪五十年的建筑，现保护得相当好，凭此一点，七中刘国莫道不消魂军校长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社会文化人稀缺，知识人却多如牛毛。我们的教育让有文化的人来办才有出路。记忆是一个人的温暖和美好。一座城市没有了记忆，哪里还谈得上有文化。江边上好不容易有座文物笔架城，可现在也成了赝品。更有好事者还在上面造了一尊神。一个清静有闲之处，现在成了一个香火不断、世俗十足的地方。我们何时才能变得不现实一点。

最后谈点希望。我喜欢散步，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大街小巷时不时地碰得到文化大师；我经常就餐，能有安静的餐馆吃饭。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出走应该是人的宿命。或身出走，或心出走，或身与心皆出走。
深秋，我和老伴坐火车到北京首都剧场，看了一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我们的荆轲》。我这是第一次看话剧演出。荆轲是读书人都知晓的刺秦英雄。作家莫言以今人的眼光重现了这位二千多年前的英雄，演绎了剑客成为英雄的一种可能。
今人的眼光就是古人的眼光。二千多年了，什么都改变了。只有人性没有任何改变。燕姬、豪宅、佳肴、辅之以贵人性命相交的委托。人在此时，不想成名、不想成为英雄都难。人生的路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出走成为人性两难的唯一途径，而出走与人生的初衷和难舍的美人又背道而驰。
这部戏里，没有一个坏人，都像我们今天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尤其是王斑出色的表演，将荆轲壮别时的一段台词，变成了我们现代人的内心独白。
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手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自从你走后，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回首来路，污讽浊水，遥望前程，遍布榛荆。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或为营利，或为谋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吗？是的，如果我将这场戏演完——我会将这场戏演完的，我必须将这场戏演完，为了你们这些可敬的看客！——我知道史官会让我名垂青史，后人会将我奉为英雄。但名垂青史又怎么样？奉为英雄又有什么用？可怕的是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高人啊高人，你为何要将我从梦中唤醒？我醒来，似乎又没醒，我似乎明白了，但似乎还糊涂。我期待着你引领我出走黑暗。但在这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你却扔下我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我本来随你而去，但临行时却突然失去了勇气。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控制。我梦到你让我在这古宅的渡口等你，等你渡我，渡我到彼岸，但河上只有越来越浓的雾，却见不到你的身影。眼见着众人暧昧的面孔，耳闻着的嗤笑讥讽，義和的龙车隆隆西去，易水的浊浪滚滚东行，却为何听不到天河里的桨声？你会来吗？你还来吗？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我在高高的星空，低眉垂首，俯瞰大地，高山如泥丸，大河似素练，马如甲虫，人如蛆虫。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而行的使船，去完成他的使命。
荆轲负着使命的远行，实际上也是一次出走，一次义有反顾的出走。他杀死了心爱着的燕姬。他也坦承，这等于杀死了自己。他除了“出名”、“英雄”这条路，再也无路出走。女人使他经历了男人的生活，使他在“成名”的路上越走越远。
成名路也是一条不归路。
女人使荆轲留念有女人的日子，以至于他妄想生擒秦王回归燕国。这是他的期待。期待最终让他成为了“不复返”的英雄。
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是很简单的，何况是漂亮的女人。他可以为她付出一切。女人往往不相信男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却是不简单的。她可以和你同床共枕，但心不一定不出走。女人的心就像出窑的青瓷，成形了就无法改变，除了破碎。
荆轲向燕姬祈求。一个大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祈求，不管这女人答不答应，这应该是人世间一件大美之事，是值得传颂的。荆轲做到了。燕姬做不到她无法把心交给他。最终，他借口“间谍“之名，乘演习刺秦之机杀了燕姬。大英雄也有如此的心理阴暗。这大概就是男人的本性。
燕姬是美丽的。她的美丽成了秦、燕二国的礼品。燕姬也是聪明的，可她只了解男人的一面，不了解男人的另一面。她不知道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一道难题。男人总是站在男人的立场，十分世俗的。当她一语道破荆轲的困境，并且指出了一条阴暗得令人瞠目却又堂皇得青史留名的解决之道时，她就注定了自己的短命。她不知道与男人相处，好多事只能做，而不能说；有好多事只能说，而不能做。燕姬不知道男人的英雄往往是用阴暗铺垫的。
一幕《我们的荆轲》大戏叫人感慨。古人和今人除了服饰和环境外没有不相通的。如果可以的话，古人以其智慧和今人没有沟不通的。古人是今人的昨天，今人是古人的明天。出走是人生的永恒。
周章平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澧县金山中学任教时的同事、朋友。他不满意在山村当一辈子老师，重新参加高半夜凉初透考而离开了讲台。这应该是他真正意义的第一次出走。不是学校对他不好，更不是山村对他不客气。只是老师在当时的社会位置靠后，让人感到末位的压抑。
人生出走的动力永远来自当下的放下和对明天的期待。
几年政府部门的工作，文牍的疲惫与职务升迁的不对称，让人窒息。初到政府部门的欣喜，怎么也经受不住岁月的日晒夜露。援藏是干部升迁的一条有效捷径。命运给了章平一个机会，他援藏了六年。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出走，他也因此官至副县长。这印证了一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
章平没有辜负自己的期待。他每次从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回来，我们总会聚一聚，聊一聊与功名利禄毫不相干的话题。这大概就叫清谈 。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们有多“君子”。
他回到常德后，任市公路局副局帘卷西风长。当得好好的，可没任一年，他就离奇地出走不辞而别了，且一消失就是三个月。当时，我写了一首《朋友》的诗，发在《湖南日报》上。
不说走就走了
一身坦然
丢下了一个职务
惊得一片愕然
你说：不是所有
努力来的东西
都珍惜
都值钱
后来，得知他去了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住到了寺里，亲历佛事。二任援藏的经历，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民风的淳朴厚道和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浸润了他的精神。他觉得回来是一个错误，当官也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还远不到５０岁就退休了。
一个有能力弃官的人，其境界应该不是常人能达到的。我做不到，他做到了。可见他对舍得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他把人生的出走运用得恰到好处。
去年，我和朋友龚德斌到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看望他。他在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真的是如鱼得水，生活得神采奕奕，一脸平和。人总是讲缘份的。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于他是一块福地。现在，他无官一身轻。他多次说，要开车和我出去到名刹古寺去走一走。可我一个未脱俗之人，总是俗事缠身，一直没能成行。但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
在北京，我住在绒线胡同的一家小宾馆里。每天出入，俨然一个老北京。北京三天。第一天看了一场话剧，第二天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第三天喝了半天茶。
谁能说一个被琐碎日常生活所深陷的我，北京之行不是一次出走呢？
　　　　　　　　　　　　　　　
二〇一一年十月九日

一
布达拉宫在红山上
怎么看都得体
庄严得可与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并论
红山成全了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成了一座山

进入布达拉宫的人不断
有权的没权的
有钱的没钱的
进出布达拉宫
都得步行，没有一个能特殊
这里只有人
没有高贵与卑下

不同的
是有的人带着虔诚的心
有的人带着好奇的心
两样心汇成了人流
在拉萨流进流出

二
雪顿节就是展佛
缘分让我赶上

往哲蚌寺已没有了十里长路
早被众生挤满
初升的太阳洒在唐卡
遍山洋溢着安祥
在低沉的佛号声里
魂灵一片宁静

只有山下的汽车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无法理解观佛的人

汽车没有魂灵

三
雅鲁藏布江宽阔、平展
质朴、苍桑得让人心酸
没有浪花翻卷
没有青山倒映
只有素静的云朵相伴

两岸牛羊、青稞及经幡
诠释着一条大江的神圣和简单
简单而神圣
神圣而简单

长明的酥油灯光里
一个民族把自己托付给大江
江水没有迷途
宽阔、平展

四
桑耶寺的经筒亮而光
没有不转动的时候

桑耶寺的酥油灯
一盏盏连成一片，没有灭的时候

雅鲁藏布江在它身边流
不舍尽夜，没有断流的时候

我从桑耶寺回来
一道彩虹架在前头

（一）
我在河洑八号楼读书
这里是党校。
太阳穿过树木竹林
映托着一页一页的文字
让草木的气息经过

这是一个歇脚的地方
平和作着概括
魂魄是会飞的
一个人的读书史
就是一部守候魂魄的过程

（二）
树伸出了新枝
草吐出了新芽
我在楼前晒太阳
草木绿了我一身
草木的从容
我足足读了二个月

（三）
河洑山有坡度
小车上上下下
小车进进出出
坐车人感觉不到山的高度
下课了，山上留不下一个人

朋友走路来看我
她说，这党校的路好陡
2011年4月16日

今年有点不顺。
正月初四下午，我抱外孙小丁仃回家。在城区青阳阁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突然被急驰的一辆小汽车后轮压了左脚，把内踝骨撞折了。庆幸的是，小汽车前轮没撞上我。小丁仃安然无恙，也没受到惊吓，还是一脸稚气可爱。
这是老天的眷顾。命运的奇迹。
丁仃是个福大的孩子。
车主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他将车停住，下来给我道歉，要送我去医院检查。车主应是个善良之人。当时，我抱着小丁仃还能走，只是左脚疼，但能忍得住。我以为只是软组织损伤，对青年人说，脚软组织肯定伤了，骨头可能没问题，医院就不去了。
农村长大的人，一般疼痛是不把它当回事的。我以为脚疼几天就会好的。这时，市文广新局的老友夏斌开车路过，见我脚被车压伤，一走一跛，很正义地找年青人要了200元钱，让我去买药。其实，夏斌开口是300元。年青人只肯出200元。我说算了。青年人就走了。他可能没想到，会碰到我这个把事不当回事的人，这么好说话。年青人说不定还为掏了200元钱，半天缓不过神来。
我把小丁仃送回家打车回来后，脚肿疼得就不能开步了。第二天，段碧如小兄弟把我送到小老乡易丰所在的医院做检查，才确诊骨折。
我只好遵医嘱住院。打石膏。吊水。人只有住到医院，才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助与脆弱。面对病痛，即使有准备，人还是显得那么突然和不情愿。医院是一个人不得不去的地方，谁都免不了，只是每个人的次数不一样。有的人进去又出来了，有的人进去了就没有再出来。死亡应是人最不值得急的一件事。
友人来医院探视我，问起事情的经过，都建议找肇事的车主要点补偿。我不以为然，我可以公费医疗。我最想要的是脚不再疼，尽快将双拐弃之。可这谁都不能帮忙。一百天的康复过程，怎么也省不掉。车主来了，他也爱莫能助，也就是补点钱。
钱不能替我伤疼，不能免除我生活的诸多不便。其实，人真正的所需是非常简单的。人成为社会人以后才复杂起来，人的努力大多是为了迎合他人的要求。钱有多大的作用，就有多大的局限。它也有无用的时候和无用的地方。再说，要别人掏钱是一件麻烦的事。
我怕麻烦。这大概是农村长大人的德性。我离开农村30多年了，骨子里的意识怎么也“城市”不了。老婆常说我是一个整农民。其实，这句话对我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我一个堂伯父余以茂死于1986年，年龄只有60多岁。死之前，他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路过随便问了句。
“老大，又不是过年，怎么收拾得这么干净？”
“明天好放爆竹”。
父亲也许当时有事没在意，只说了句“又不是过节放什么爆竹”，就匆匆走了。第二天听伯父死了，父亲才明白伯父说“好放爆竹”的意思。父亲懊悔当时没有留步和伯父攀谈几句。
伯父露出了心结的门，却无人走近为他打开。
伯父是父亲装殓的，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平时干活的旧衣就下葬了。死前他在一张纸上，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要谁给他装殓，葬事怎么打，请哪些人抬葬，葬在哪里，都写得明明白白。一个人没有视死如归的心态，不可能死得如此淡定与决绝。他一定认为自己是活够了的，再活下去，肯定是后人的麻烦。我们不知道伯父为自己一死，心里准备了多久。
父亲说，伯父是一辈子不麻烦别人的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女。他把地都扫干净了才走，怕麻烦别人。
伯父原来在我们屋场十几户人家中，是数第一的家庭，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我的印象中，他大儿子志钰哥结婚后，好像是和嫂子吵了几句。伯父就把志钰哥叫到大堂屋，要他跪下认错。志钰哥当时是生产队长，可不得不从。后来，志钰哥死于羊耳山矿难。伯父硬要二儿子志钧哥与嫂子圆房。志钧哥当时是我们当地唯一的高中生，在小学校代课。伯父不愿看到儿媳妇改嫁，一个大家庭拆散。
1979年，志钧哥死于又一次矿难。白发人再次送黑发人。伯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再也听不到他说话的大声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过老年失子的岁月的。十五、六年，伯父始终没走出悲痛与孤寂的大泽。他以为是自己挡了后人，只有以死来顺畅后人的路。伯父没想到，他的大家庭就此彻底坍塌了。
我过年过节每次回老家，总要经过伯父居住过的屋场，总是忘不了他那一个大家庭的忽兴忽衰。
我记得少时，生产队死了一头耕牛。伯父请来了做法事的道师，在自家门前的禾场上，为耕牛安魂，举办了一场葬礼。我看了整整一天热闹。
这事影响了我一生。我放了五、六年的牛，从没有狠打过牛一鞭子，至今对牲口都怀有一份亲近。人畜一般啊。只是现在我回到老家，很难见到一头牛了。耕牛已成了农村的记忆。
一个对畜牲都仁厚的伯父，没得到善终。命运的冷酷，如此地不依情理。
我少时的伙伴，一个叫戴上楚，一个叫戴承元。他俩都是最怕麻烦别人的人。上楚在我们那一块是聪明出名的。农村的事没有他干不好的。可他有癫痫病。他想为自己求得一门婚事。他利用出集体工之余，几个冬去春来，一个人硬是在后山脚下的红岩巴上辟出了一块宅基地。其工具与古代“愚公移山”时工具没有两样，就是锄头和撮箕。几年后，他建起了一栋二间一偏土砌瓦盖的新房子。我去看了他的新房屋。羡慕之余，我佩服他的毅力与志气。
三年前，我牵头和两个老弟为父母在老家造了一栋新房。这不能不说是受30年前上楚造新屋的启发。人长大后的举动，都与少时联系着。人可以走出故乡，走出地球，却永远也走不出少时的经历和影响。
最终，上楚没有招来一门亲事。他刚到中年就因病去逝了。我为上楚遗憾。一个聪明男人竟没婚配。今年春节，我路过上楚建的房子。人去屋空，杂草丛生。我知道，这栋房子凝聚了一个男人青年时代的全部努力与希望，却没有感动一个女人进门。哲人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平凡人往往却是一份耕耘一份歉收。
承元比上楚死得更早。记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回老家看到罐头丘旁的一块田荒芜了，没人耕种。这才知道是承元的责任田。老人们告诉我，承元是服农药自尽的。
承元幼年时应该是幸运的，他是家里的幺儿，父母养得娇。我们一起读过小学，只是他高我的年级。他玩痞，左手背上还刺了一个“元”字，张扬自己。周围有什么恶作剧的事，似乎都与他有关。
一天下雨，我们放学一路回家。在山岭的路上，他用小木棍戏弄一个叫李子群的女同学。他要给她当男人。李子群哭了。他乐了，一直到分岔的路口。当时一阵老北风，把我和承元的斗笠都刮飞了。手里仅剩一个头戴的篾头套。
李子群刚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就病死了。承元是青年时代没活完也死了。我常想，这俩个年青人冥冥之中，是不是有天命的暗示，承元的死是不是对李子群一个年轻女子的追随。
承元小学没读完就出集体工了。那时，每年冬季，生产队都要把堰塘水弄干了挑堰泥，为农田积肥。一次，公社下来蹲点的一姓曲的工作队干部，站在堰堤上指手画脚地说大家挑慢了。大家沉默不语。只有承元说了一句大家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这么冰冷，你把鞋脱了挑几担看看！”
当时的年代，是饥寒经常、万马齐喑的“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他为大家出了一口气。
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承元竟不适应。他习惯了出集体工，不习惯一个人干农活。他不会安排自己，而又不愿麻烦别人。也许是小时恶作剧的名声，也没有一个女人走近他。一个人的日子像发了霉，年轻的力气也无用处。死前，他到闸口街上买农药时，还买了肉包子。他不想成为一个饿鬼。
承元没有中年。我常想，他要是有个女人来做帮手，他不会走那么早。男人的孤寂与早逝，应该是女人的疏忽。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们都不伟大，可我们都重要，谁也忘不掉谁。一方山水因我们而存在。

2011年6月2日

余志权

沿溪是生我养我的山村。

它偏隅在大山的一角，有银山、长山，还有银斗洼、天心洼。它一直正居在我心中，三十年了都没有一点移动。年轻时，我以“袁溪”作为笔名，出版了一本诗集。指望沿溪能在山外有名，结果沿溪还是沿溪，外人所知甚少。

我没有让沿溪出名的能力。

我每次回去，看到我放过牛的山，插过秧的田，走过的沟坎都还在，连位置都没有挪动一下，还是那个老样子。甚至在曾家洼我放牛时挖的一个洞都还在，没有一点坍塌。也许是它们不愿改变，怕改变后，我回去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像我，几十年的岁月已使我的样子老了，再也不是老样子了。

沿溪好多人已认不出我。

我感到了惶恐。

一个连故土的人都不认识的人，还能算故土的人吗？

沿溪认识我的人现在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也是我看着他们一次比一次年老的人。我成长的时间与他们年老的时间一样地长。

我父母五十多岁时，我就觉得他们老了。我就曾想让他们不要再种地种田而颐养天年。我现在都是过五十的人了，可他们还在耕种，舍不得丢一块地，荒一块田。这时，我才明白庄稼已成了两老日子的内容，耕种成了他们生活的方式。

他们离不开庄稼。

他们如果不耕种了，他们的日子可能就不多了。这与我父亲的酒一样。如果没有酒，就没有他日子的明朗。在父亲眼里，有了酒，就有了朋友，就有了人气。至到今天，家里二天没来客，只要有人路过，一声“息嗲”。父亲会连忙把人招呼进屋喝上一杯。

我曾把二老接到城里，想让二老享享城里的福。可二老不习惯这城里的福，过不上二天就回沿溪了。

几次我到长沙城里去看望伯父。每次我都要打量伯父，并且常把伯父与父亲比较。两兄弟年龄相近，虽然都老了，但轮廓相像。一个在城里工作一辈子，一个在乡里劳作一辈子。老了，伯父怎么也不如父亲了。父亲每天还能喝一斤白酒，还能吃一碗肥肉，每年还能耕种七亩田。

伯父没有他老弟这样的福气。

一个远离故土的人，到头来怎么也比不过生活在故土的人。人是有根的，离开了那个根，怎么活都是活在他乡。

门口缺三尺硬土。

我现在只要有空，就会往沿溪跑。我不想让沿溪的人不认识我，我想跟年轻时一样，认识沿溪所有的人。可每次回去，我都听到长辈中有人谢世，并且都是很快。没有那一个在医院住上一天半日，让医生动针动刀的。一死就死了。

活得最长的是活了九十岁的孙可姑——我的外婆。她辛劳、知善达理一辈子。没想到她把她该忙的事忙完了，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一个老小孩。除我妈以外，其他人都不认识，包括她的儿媳。她整天在我家进进出出。外婆不再牵挂他人、关心他人了。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以为这是老天对外婆的奖赏，是她的福份。没想到这也是她离死不远的日子。果然一天外婆毫无任何征兆地就死了，不声不响。她在生前一天到晚忙里忙外，该做的半件事都没有给后人留下，死了也没给后人添半点麻烦。好多年前，她就准备好了寿衣寿木。外婆熬过了二十世纪，最终却没有熬过年老。

我回去奔丧时，看见外婆躺在棺材里面，像熟睡一样。我想外婆在世时，她已没有了劳累。她死前已回归稚童，已不知劳苦了。

还有隔壁的孝伯娘吕孝姑。那年中秋节我回去还给她送了月饼的。春节回去时，就再也见不到了。她是在家里跌了一跤，摔断了骨头，生活不能自理。虽然有一仗儿女，可她明白儿女各有各的事要做。她大概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事都做完了只欠一死的人。她不吃不喝十多天就死了。她是明明白白死的，死得坦然，活了七十多岁。

长辈们都信守生死有命、人死如灯灭、牛死一滩血的常理。对于死，他们五十多岁就开始准备。一个人对死的准备，准备多长都不为长。只是人把什么事都做完就老了，该辞路的辞路，该回来的回来。很少有人把一付老骨头丢在外面成为孤坟野鬼的。

我的叔外公胡明报，在外生活了一辈子。他应该是一个野性十足的男人，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外面。一辈子不种自己的田，不养自己的家，只种他人的田，只养他人的家。

生活中总有拖儿带女缺男人的女人。他喜欢帮护这种女人。他帮人把儿女抚养成佳节又重阳人后，又会选择离开，去帮另一家拖儿带女缺男人的女人。他是一个替别人男人做事的人，这一替就是一辈子。

男人以这种形式喜欢女人，只有沿溪的男人才能做到。

从大山里到平湖区，他至少撑顶了三个家庭。虽然有一个女儿，可肯定的是不小心留下的。也许他再没有多余的气力来抚养自己的女儿，一辈子正常的抚养他没有做到。

我年轻时，他给了我一件红背心，让我对付了好几个热天。后来，我有能力想报答他。他却像失踪一样，没有半点音信，更谈不上能见一面。可见，他做事为人，是不图回报的。这种大爱，我们还很陌生。

2008年他七十岁了，终于传来了他要从华容回沿溪的信息。他在华容除了种地还做点小生意。那一家的儿女也成家立业了。只是他不能再觅一个女人过日子了。

他得了癌症，他得回沿溪。三十多年前他两手空空出去，三十多年后他两手空空而回，没有任何身外之物。他回到沿溪二个月就死了。葬事是几个侄女主持的。他抚养过的人没有一个来沿溪给他磕一个响头，他同过床的女人也没有一个来与他做最后告别。

他死时双眼紧闭，去得很踏实。可见他是满意他这一辈子的。他不是为死后能得到一个“响头”而活的一辈子。他只是把这一辈子该用的力气在外都用完了，就回沿溪了。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他把回沿溪的气力没有挪作它用。

只有章还幺什么事也没做好就死了。我小时看到他在他母亲满姨娘的操办下结过二次婚。但没过多久，二个女人就走了，都没留下一男半女。我估计他没有真正搂过女人睡过一觉。

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真心睡过了，她就不会离开这个男人的。

他的日子不需要女人。

一个不需要女人的男人，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男人。

章还幺没到三十岁便一个人过。他把日子过得家徒四壁，僚倒十分。一间屋从来没给人有过家的印象。他有祖传的一个治疝气的秘方，还能打一手好草鞋，但也没过上像有家的日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借他十元钱。他想养一头猪。过了好几年，我也没看到他杀一头猪过大年。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我不知他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一年四季他也忙，可没有女人的男人再忙也是空忙，忙不出一个家。

没到六十岁，章还幺就死了。他没抗过一场病，把治疝气的秘方也带走了，死时连副棺材都没有。

从此，每家每户缺人手时，再也见不到了他。

我不在沿溪时，长辈们就一个一个被岁月带走了。我回去时，看到天星洼、银斗洼的山岭上添的新坟。我就知道沿溪又少了认识我的人。我又失去了看着我长大的人。我感到我已排在了他们的后面，只是现在还没有轮到我。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七日

                                    余志权

云游了一趟香港，回来快一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可迟迟没下笔。似乎是受了香港的那种平静生活气氛的感染，觉得没什么事值得只争朝夕的，何况是写点小文章。

我们是从深圳口岸到香港的，真正到了香港好象做梦一般。我这个人的生活是没什么计划、目的的，总觉得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明天的事情留给明天。最重要的，是做今天的事。

人最不明智的，是今天做明天的事，老子做儿子的事。其结果是事与愿违，把今天过得一塌糊涂，吃亏不讨好。如果说我这大半辈子是成功的，其原因就是我的事情，我父亲从不帮半点忙，让我自己干。父亲七十多岁了，还自食其力，住在乡下老家，从不跟儿子过。他怕碍儿子们的事，明智了一辈子。

去香港之前，我没想到会到香港。只是老友昌进说儿子刘冀腾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研，想去看看。我一附合，就起程了。我看他去香港的其正目的，是要了解儿子在香港的表现。虽然冀腾是哈工大毕业后自己考取读研的，但后人是大人一辈子的牵挂。只是有的后人不成佳节又重阳人成了大人一辈子的拖累。现在所谓“80后”的人，专“啃老”来生活的，已不是个别。昌进怕儿子学坏。香港毕竟是资本主义，是花花世界。而资本主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上个世纪，是经常被我们口诛笔伐的。

到了一趟香港，我才深感到，当今社会制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我们是上午出发的。关里的深圳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说它是热闹也可以，说它是喧嚣也可以。关外的香港却是秩序井然，平静如水与深圳形成鲜明对比。

从坐地铁到坐公共汽车、坐轮渡，香港虽人头攒动，总觉得象入无人之境，没有喧闹。地铁象是一间流动的阅览室，人们阅读着当天的报纸，互不干扰。街道十字路口的语音提示，亲切而清晰，更显城市的宁静。我们路过香港岛维多利亚港湾的一个建筑工地，几声稀啦的挖掘机声外，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从容而冷清，没有半点热火朝天的气氛。我问，这也是在搞建设？眼前的景象却又在告诉我，那真真确确在搞建设。

在香港的三天我都在想。深圳改革开放30年，曾以“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速度”而名闻天下。它影响了大江南北，引发了人们对金钱的深度崇拜。

这一发不可收拾。

当今社会的欲望，已不满足于用完今天的钱，而挖空心思要把明天的钱用完，还美其名曰，叫超前消费。

明天的钱，应该是我们子孙用的！

最近，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毁灭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

我相信霍金的预半夜凉初透言。

香港与深圳仅一道铁丝网相隔，却没受到“深圳速度”的影响。我想了好久，也不知它的定力在哪里。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天，刘翼腾带我们参观了香港理工大校园。理工大学依山傍海，顺势而建在山坡上，气势恢宏，掩映绿树丛中。这么大的建设，不见劈山，不见填海。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原来的海。因为有了一所大学这山与海似乎多了一份灵气。身置校园，大有范仲淹登岳阳楼的境界：心旷神怡。

昌进看到儿子冀腾上进的生活学习状态，放心不己。我们这一辈人快行将就木，但对年轻人充满着期待，寄予厚望。

午餐后，我要冀腾带起去了理工大图书馆。我在四楼开放式的书架上找了一本介绍香港历史的书。香港的历史深藏着香港现在发达合理的原因。

香港自古就是一个荒岛，人烟稀少，悄无声息地存在着，任凭海风浪打，也不曾有半点姿式的改变。也许是有这些久而久之的积存，成就了香港的脾气和性格：不会喧闹，没有喧闹，和谁都不计较。世界上政通人和与人亡政息的朝代更替，似乎都在它的预料之中。无为成了它处事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唐朝以降，盛产珍珠时禁时驰，香树制品时起时落，还是到清代官令居民内迁五十里，盐业废置，田园荒芜。香港没有计较，没有喧闹。

1842年和1860年，清朝连战二败，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通过一系列租借条约，让香港租期达99年。香港没计较，没有喧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寇占领香港，开始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统治。香港还是没有计较，没有喧闹，且在1941年12月25日，宣布投降。

香港以非暴力的形式包容了一切，也使这块不大的土地千百年来没有烽火连天的战争与灾难。香港也有驻军，可香港的驻军只宣示和平，尤其是现在的驻港部队。

没有计较，没有喧闹。于是，就有了香港大兴土木的长久和平发展。一个散发着历史气息和现代文明的独具香港自由特色的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97年7月1日，香港带着自己的繁荣，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此时，香港依然是没有计较，没有喧闹。

人类发展几千年来，一直没有逃脱建设与破坏的命运。人类文明从自伤自残自毁的路上走过来，可以说是一路血雨腥风。没有中断、没有毁灭的文明可说没有。历史的文明已消失在岁月深处，只有香港是个例外。

香港只有建设的过程，没有破坏的历史，更没有透支明天的预算。我们有这样的奇迹，那样的奇迹，就是没有香港这样的奇迹！

我走在香港不宽的街道，看到满是修补过的痕迹。街道象是一件佛僧的百纳衣，质朴而自然，洁静而美丽。特别是一座座高耸的现代建筑与一幢幢个性化十足的陈旧民居共存，互为衬托。它们共同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折射着时代的进步。

香港没有建设的“钉子户”。

香港的每个店铺里都有神龛，香火不断。从这袅袅的香火中，我看到了港人对日子的虔诚。我似乎找到了港人不折腾，什么事都沉得住气的缘由。

2010年8月27日

上个世纪末，一把火烧毁了一片民宅。城市里突然有了一块空地。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所在单位便抢先在空地里修了五间平房。城里人没有种蔬菜、果树的习惯，把多余的地方植满了草。冬去春来，草园就这样形成了。

人往往是这样，一旦拥有什么，就不太在意什么了。因此，这个草园在机关里好象没有一样。一个星期天，我忽然想起这个草园，便去走了走，才知道草园很少有人进来。房子尘封，院子荒芜，空闲着。这是草园始料不及的，它没想到在这地贵如金的城市，会受到如此冷落。要是在乡下，这个园子不是个果园，也该是个菜园。庄稼人最怕闲着。白天怕地里荒了，夜里怕自己的女人荒了。因此，庄稼人都是早晨早早起，晚上早早睡。不象城里人种草抛荒、昼夜颠倒，好象不受这个天管似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离开机关来到了离草园最近的一个岗位。没几天，我就把办公室搬到了草园。早晨，我把这个草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晴天，让太阳洒进来时不受拘束；阴天，让雨水落下来时流畅。草园由于有了办公室，一年三百六十天，人进人出，以它的能力决定着人们每天的去向，做事的内容，甚至远行的目标。

在夜里，我经常走出办公室，把憋了一天的一泡尿撒进草里，象我在乡下时，常把尿撒进家里的地里一样。心里想，天长日久，次数多了，地的肥力就大了，庄稼就会长得绿油油的。草园没有一颗庄稼，拉尿时，总觉得这草园秋天没有一点丰收，就象长得漂亮却不会生儿的女人一样，让人惋惜。很想种上一蔸南瓜，试试草园的地力，或放一头牛，不让青草空空地白长。可这城里的风俗屡屡不让我下手。这时，我才知道，面对世俗，自己是如此的懦弱。

草园不大，但光有人，免不了单调，也显得人太霸道。城里不许养鸡鸭。于是，在秋天，我在草园里放生了一条蛇。它经常在草丛里溜来溜去。开春时，人出来晒太阳，它也出来晒太阳。人蛇同享阳光的温暖，草园因此也多了一份自然。

什么东西只有被需要，就会显得尊贵有价值。草园虽不能出产什么，但它的日子毕竟成了我的需要。

好多人都不明白我当时离开机关的动机，以为我是见异思迁，却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草园的缘故。也许是人多，在机关里，常常看到的是一些人无缘无故地没事做，一副闲而无助的样子。其实，大家手里没事，心里都有事。几年、十几年乃至要退休了，手里还没捞个真正的事情。日子就这样荒着，久而久之，机关里的人相互都懒得往来。一支烟、一杯茶，各自在默然中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就跟乡下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一样，叭哒着一根旱烟袋，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走到西，等着回家。

可那些荒芜了的日子不可能再来了呀！

庆幸的是我终于走出了机关。没想到的是，机关与草园没有一箭之遥，我却走了十年，比上个世纪的抗战时间还长。现在，我只有以一个庄稼人的理念，来打理这个草园，不让房子尘封，不让园子荒废，不让我的日子荒芜。

                              2003年3月

余志权

初春，冬友为我治了一枚“草园”闲章。

我去取。在他工作室闲聊时，他透露一个信息。他正在创作一套《水浒印象》。

我没在意。

我一向对《水浒》的英雄不敢恭维。他们的造反，不是砍杀官吏，就是砍杀所谓“淫妇”。他们可以放掉头号仇人高俅，但绝不会放过有婚外恋的女子。其对女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

他们反官府更反生活。

没过多久，冬友就给我发来了他的十副《水浒印象》作品。打开一看，我触目惊心，没想到冬友把梁山英雄杀人不眨眼的个性用文字印、肖形印等元素融为一体的形式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一枚枚殷红的印形，就象是一滩滩被梁山英雄所杀人的鲜血。宋江、武松、雷横、秦明等等那一枚枚印的不同状态，就象是血溅的不同痕迹，在诉说着一个个血腥的故事。

武松印形状，酷似一座俯视的他血溅的鸳鸯楼。武松发配到孟州安平寨，受施恩的小恩小惠而替施恩痛打蒋门神。由此得罪了蒋门神的朋友张团练、张都监。张都监便要捉拿武松。武松由此复仇。当他得知仇人正在鸳鸯楼聚会时，便奔往那里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有暗香盈袖杀。他先进了马院，杀了一个养马的马夫；爬入墙内，在厨房里又杀了两个丫环，然后上鸳鸯楼，剁砍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和两个亲随。他想，“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 ”。于是，便下楼杀了张都监的女儿、儿媳、养媳及家中的几个女子。武松一口气杀了十五个人，而且连小丫环、小女子也不放过。

这些都是无辜的生命，可他就是不放过。砍得刀口缺了，砍得满楼横尸，砍得满地鲜血，砍得“心满意足”，方才罢手。更可怕，也是更为让人惊心动魄的是武松的理直气壮。在死尸上割下一片衣襟，蘸着鲜血，在白莫道不消魂粉璧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梁山英雄们以为只要以仗义为崇高目的，什么卑鄙凶残的手段都可以用。可不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使用黑暗的手段、卑鄙的手段不可能达到光明崇高的目的。

要说的是，我们对梁山英雄的这种砍杀行为不仅没有恻隐之心而且还拍手称快。大家都忘了用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只求满足自己的心理快意。我不知我们民族怎么会有这种“嗜杀”的心理。一首水浒《好汉歌》唱遍了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水浒印象》所运用形似太极的书法，墨迹轻重缓急形体各异，与印形似连非连，象一条条永不散的阴魂，撼人心魄。

冬友是有思想的。他对水浒人物这种直面的解读，应源于他慈悲的天性。他要为底层人说话，他要为无辜的人说话。

有一年，他邀我去石门看望农民画家曾汉章。没想到曾老师住在一座布满坟茔的半山坡上。我和冬友连大声都不敢喊，怕曾老师所住的屋，经不住大声而坍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他隔段时间就会去看望，一直这么多年。

冬友是篆刻治印高手。他的醉风楼为书法大家沈鹏所题。他的作品总是出人意料，让人耳目一新。他的女书被誉为“女书篆刻第一人”。他凭《太极拳肖形印谱》，当选为“中国当代肖形印十家”之一。

这套印谱曾装裱成册，于1993年寄北京2000年奥申委，且有公函回复。后来北京申奥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的会徽酷似冬友太极拳人物肖形中的一枚“高探马”。《三湘都市报》还曾以《湖南也有一枚“中国印”》作了报道。

冬友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擦肩而过。他欠鸿运。但他是一位值得期待的人，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常德城的建设路上，有一位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的人，往来于群众艺术馆和醉风楼。这个人就是醉风楼楼主赵冬友。不管路上汽车再多，人再挤，都无法将他淹没。他总是走着属于他的路。

2010年5月18日

——答高玲记者问

余志权

余志权，生于澧县闸口沿溪，现为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员工。业余创作30年，说是个作家和诗人，多少有点勉强，准确地讲是个读书人；人已过天命之年，正大踏步地由“老余”迈向“余老”。活了这么多年，人终于认识到，有诗集出版，有散文集出版，或有诗刻在“中国常德诗墙”上，或任市作家协会的副主人比黄花瘦席，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自然与善良之心，回归家园。

△城市与农村的分野时常在你的文章中出现，你认为出现这种分野的根源在哪里。

余：农村和城市的分野是由差别标明的。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地域的，而且还是人心理的，城里人因城市的“现代”而拥有的那种优越感是农村人所没有的；而农村人因田地而显现的质朴也是城市人所没有的。城市现在更像一个没硝烟的大战场，一切都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甚至中间地段都没有。人们在市场上逐利撕杀，没有几人不是伤痕累累。农村却像是一个大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兵员和给养。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我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里的人，作为作家我只能用笔记下这一路走来的内心感受。你问城乡分野的根源，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认为这不是作家的事。如果要说，也只能是感性的，那就是政策公平的缺失和社会以物为本的理念。

△你希望邻居走错门，走到你家里来，彼此讲自己的故事。这段文字读来很心酸，你能说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余：这世界变小了，即使住在大洋彼岸，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交通和通讯的便捷使得人们的地理距离，夸张一点可以说没有了。可是，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哪怕是住一个院子，甚至住楼上楼下的相互都不认识，更不往来，并很普遍。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隔膜。你看大街上行走的人，谁的身上没有一大串钥匙，人们没有什么地方不上锁的。锁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锁别人也是锁自己。现在大街小巷到处跑动的宠物就可以看出，城里人与人交流的困难，而与动物交流的容易。城里是热闹，但那是物化的热闹。这热闹永远替代不了心灵的温暖。

△对自然保护的担忧，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时常出现在你的文中，在你心里，你对自然一直深怀着敬意，是吗？

余：人类是渺小的，也是无知的。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我们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解一点自然的常识，就认为可以呼风唤雨。这表现了人类的幼稚与肤浅。对于人类的未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不乐观。因为人类很难做到守常，而守常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我期待读书人中多一些社会关怀的学者，关注一个人的生活，或一棵树的命运，与关注国家的兴亡，其价值是同等的。我节假日回沿溪老家，要经过一个镇。好多年过去了，这个镇对路边山的破坏、水的污染，已与疯狂无异，且没有半点收敛。我每次路过，每每是一个看客，沉默不等于缺席，我有莫名的难言，为这个镇，也为自己，我们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不可能会有人幸免。

△文中可以看出，骨子里你是一个相当倔强的人。你觉得这是文人或者一个诗人的特质吗？

余：诗人的心灵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最大度，应该是诗人在生活中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但就是不做。因此诗人的自由往往是通过行为的“不自由”表现的。这应该是一种倔强吧！人们懂得“做”多些，并付之努力；诗人往往懂得“不做”多些，并顺其自然。“做”与“不做”，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人每天都面临的问题。生存需要智慧。诗人也不能例外。

△古人注重身内之物的修佳节又重阳炼，今人注重身外之物的占有，你觉得自己归于哪一类。

余：人过日子，其实过的是一种心情。心情好，这日子就好；心情不好既使躺在一座金山上，也会觉得日子暗淡。今人的物欲已得到了空前膨胀。人们为物所累，没有几个人不是被累得病痛缠身而夭折，能有多少人活到无疾而终了呢？现在！这也是今人始料不及的，多少人魂断逐利之路！人要把日子真正过好，少不得修佳节又重阳炼。人的修佳节又重阳炼过程，就是人对身外之物淡化的过程，人气的聚敛过程，慈善释放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人的生至死。我是一个与古人比，与今人比都有差距的人，但我每天都在忠实地看守着自己内心的平静与豁达，希望自己有无疾而终的一天。

△时间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有些人在创造生活，有些人在荒芜日子。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余：人的生存是千姿百态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而每个人的活法都受命运的规定。在这世界上，总要有人创造生活，但也要有人荒芜日子，这才是正常。

△面对世俗，每个人都是懦弱的，自己的想法往往不能实现，但你至少在一段时间拥有过一个草园。回首那段岁月，你心里会浮现出什么想法，什么念头？

余：草园是我的精神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草园”。只是每个人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可能叫“果园”，有的可能叫“菜园”。有的可能离开自己这个园子后就再没有回来，有的则经常回园子看看，有的则常守。我属于后者。我是一个喜欢流浪、见异思迁的人，曾多次试图出走草园，可至今没有一次成功。现在想养一只兔子，不让草空长。

△你说，一个人的出生背景，是一个人的社会烙印，是无法抹去的。你怎么会有这种人生感喟的？

余：今年共和国60周年，最近中央广播电台天天早晨都播放毛泽东主人比黄花瘦席60年前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城楼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满口湘潭腔。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也可以说改变了世界，可他一辈子改变不了自己一口湘潭话。这大概就是人的局限。人属于所在的时代和环境。人成长的背景，人既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这就是人的无奈。遗憾是人生的本质。